第二位就是顽固性神经病理性疼痛患者，女性，五十二岁，英伦人，名叫露西。
三年前露西做了右乳癌根治手术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臂丛神经损伤。
过去三年里，她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止痛方法。
吗啡，加巴喷丁，神经阻滞，脊髓电刺激，颅内靶向刺激。
都不起作用。
哈里斯的助手在资料中写道，上个月露西去了瑞士进行安乐死的咨询。
格里芬看到这里的时候，手指在键盘上停了很长时间。
第三份是苏珊的。
格里芬读得比较慢的就是这份。
他看了两遍。
苏珊的情况比他想的要差。
她现在的体重是四十一公斤，白天的时候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到了晚上七点以后，全身的小血管就会出现阵发性的痉挛。
痉挛时手指，脚趾先变白，接着变成紫色，最后变成撕心裂肺的疼痛。
每次发作的时间大概在四十分钟到两小时之间。
苏珊一晚上要发作三到四次。
她已经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
格里芬把三份资料整理好之后发送给了冯越。
发送的时候又加了一句。
“冯医生，这三个当中我认识一个，请您务必治好这个人。”
冯越很快回复了信息。
“格里芬教授，我今天晚上熬夜看一下病历，看完后给您回消息。”
格里芬看到这条回信之后，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些。
他心中了解冯越是什么样的人。
在协和医院系统里训练了十八年的神经内科主任，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是草包。
能够让冯越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估计也确实感觉到了挑战。
当天晚上，冯越在自己住的旅馆里把三份资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按照自己以往的习惯做笔记，可刚落笔，就停了下来。
他发现所做的笔记还是以前一样。
病灶的位置，影像学的表现，药物的效果以及手术的指征。
叶天曾经说过，这些东西要先放一边，中医，更多的是要去感受。
冯越把笔放下之后就在房间里走了两圈。
关掉灯后，他整个人站在窗户边。
窗外的沙城已经入睡了，只有远处的几盏路灯还亮着。
闭上眼睛，依照叶天教的方法去看三个病人。
不看视频。
看人。
马可，三十岁，浪漫国人，男，在五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三次贝塔刀手术，两次开颅手术，身体从可以行走变成不能行走。
脑干旁边有一个血管瘤，为什么白天不会发作用在吃饭，喝水或者情绪变化的时候就会发作呢？
露西，五十二岁女性，在右侧乳腺癌手术之后出现臂丛神经损伤，并且疼痛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
为什么所有的止痛药都没有用呢？她所感受到的疼痛并不是由于神经信号传导出现了问题，而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吗？
苏珊。
白天的时候没有问题，到了晚上就会出现全身的小血管痉挛。
那么为什么是晚上呢？为什么是小血管呢？全身各处都有吗？
冯越在窗户旁边站了很长时间。
他脑子里突然有了以前没有的东西。
这些东西比较模糊，不成体系，但是是存在的。
回到座位上拿起笔来继续写。
这次他所写的内容就不同了。
第一句话就是：马可的血管瘤不一定是单纯的血管病，而可能是长期脉络气血失衡所导致的最后的结果。
冯越写完这句话的时候自己也愣了一下。
这是中医的说法。
一位在神经内科工作了十八年的西医主任医生，第一次用中医的话来写病历。
而且写完之后感觉很自然。
冯越笑起来。
忽然想起叶天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叶天说，当你有一天可以用中医的语言来解释一个西医的诊断时，你就入门了。
电话那头的哈里斯沉默了很久。
格里芬并没有催促他。
他了解这位老朋友的性格，哈里斯这个人一辈子说话都要想上三遍，再从嘴里说出来，即使是和自己的太太吵架，也要把道理想明白再开口。
过了大约半分钟左右，哈里斯才开口说道。
“格里芬，我今年八十一了。”
“嗯。”
“我这一生写了三本书，带了四十多个学生，开过的会我自己都记不清了。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朗读一篇自己都觉得不体面的稿件。”
格里芬没有开口。
哈里斯还说，“我在那天念完之后就回到酒店里一个人待了四个小时。”
“坐着干嘛。”
“做一件事。”
哈里斯说，“我感觉自己已经老了。”
格里芬从窗帘缝隙中看到外面的雪已经停了下来，街道上被洁白的雪花侵占。
“你还年轻，不算老。”格里芬说。
“我的情况我自己知道。”
哈里斯语气十分平静地说，“一个人到了老年时面对不了解的事物，第一反应并不是要去弄清楚，而是先给它定性。
定了性之后心里才会踏实，那天我念这段话的时候，心里其实是认同的，但是回到酒店之后就感到不安。”
格里芬没有回答。
“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给你，不是要跟你吵，也不是要你给我解释。”哈里斯说，“我是想问你一句，你那边，还有多少位置。”
格里芬略微有些发愣。
“什么地方。”
“你所在班级。”
格里芬手指夹住窗帘的边缘，轻轻一捏。
“哈里斯，你是认真的。”
“格里芬，我今年已经过了八十岁了。”哈里斯说，“你认为我这样的年纪还会跟您开玩笑吗？”
格里芬在窗户边上站了一会儿。
他跟哈里斯认识已经三十多年了。
这三十多年来，他见过哈里斯跟各种各样的人吵架，跟主编吵架，跟药企吵架，跟自己的学生吵架。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哈里斯主动认错的时候。
“格里芬，我想要和你说清楚一件事情。”
格里芬对哈里斯说，“来这里的人，可不是做专家的。”
“我知道了。”
“你坐在教室里，和我们一起坐在板凳上。前面坐着一位姓白的中医，拄着拐杖，比你小一些，也坐在板凳上听。叶医生讲课的时候不能打断。”
“我知道了。”
“并不是说明白了就可以了。”格里芬说，“你那天念的话，这里的人也都看过了视频。来之后，会有不少人不给你好脸色看。”
哈里斯在电话里笑了一下。
“格里芬，我这辈子被人骂的次数比你少吗。”
格里芬也笑了一下，他忽然想到，自己的这位老朋友其实和自己一样，都是一个人，一生都在与数据做斗争，到八十一岁的时候又要去和自己较量一番了。
“你一个人来的吧？”格里芬问道。
哈里斯那边稍微停顿了一下。
“不是。”
“还有谁呢。”
“这几天我打过几个电话。”
哈里斯说，“卡尔森，他是做妇产的，你认识。还有维斯曼，他是做神经介入的。还有一个叫汉娜的，她是小儿血液科的，前几年获得过一个国际奖，你应该不认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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